书评#

社会理论的任务#

书评人 羽良#

1982年，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批判的社会学导论》出版。在这本被视为吉登斯重构社会理论基石著作的小册子结尾，提出了除极权主义政治控制起源问题之外的四组与人类解放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有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自然在维持人类生存方面所能提供的资源问题；有关人种或种族压迫的问题；有关性别压迫的问题；有关国家权力的问题，包括暴力蔓延的问题。围绕着上述现代社会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吉登斯极富预见性的提出了当代社会理论的根本任务：激进的社会理论必须对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有一个更充分的理解，而且，它的主要关切点在于支持各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试图制止或完全瓦解那种视“威胁”为应对民族国家“无政府状态”的唯一手段的信念。

吉登斯的这一总结在当时并非首创。在法国，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法兰西学院1976年的授课时，提出了“必须保卫社会”的理论命题。在德国，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更早些时候将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命名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福柯的略带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激进姿态不同，哈贝马斯给他的论文留下了略显暧昧的结论，这一结论，正如潘斯基（Max Pensky）总结到的那样：“面对着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起，自由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逼迫下，被系统地关闭了自由、公开的集体商议和对复杂的社会政治过程进行控制的狭小空间。但哈贝马斯没有为当代社会如何抵制公共领域的衰落提供积极的建议。”

可以看出，深受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影响的一代欧洲学者，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下的国家权力极速扩张感到了巨大的忧虑。在六十年代激进的欧洲学生运动退去之后，学院内文化左派的兴起只是放大了学术界面对资本主义改变世界磅礴力量的呻吟声，却完全没有积极的介入并改变世界的意图。而无论是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还是马克思的革命哲学，都因为未能提出完整的国家理论而在现实世界面前失色。恰在此时，新一代的社会理论家们开始潜心构筑新的社会理论。不止是理论，更有野心勃勃的实践。

为了扭转悲观的情绪，吉登斯在《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一书中重构社会理论的第一步就是提出了他的“双重介入”概念，借以否定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客观社会”的错误态度。从而为社会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吉登斯异常重视历史研究，他重构社会理论的起点，便是研究那些社会学与其他所有社会科学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对社会理论的这一批判，在日后更帮助他重建了社会学的国家理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以市场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新兴右派力量占据了欧美政治主流。到了1991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自由主义取得了世界性的胜利。但在吉登斯等当时新一代社会理论家看来，自由主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自由世界的彻底来临，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更多的是那些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极权国家的必然失败。真正的问题——如何遏制国家权力在公共领域的肆意扩张——并没有因为自由主义的胜利而得到解决。即便是推崇“小政府”的右派政府，也只是将政府干预同个人权利简单的联系起来，将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将产权、个人权利和政治自由的希望，寄托于宪政政治对政府行政权力扩张的节制上。尽管自由主义学者对“小政府”主张的论证逻辑上几乎无懈可击，但是在相当程度上，“小政府”主张对于解决国家权力的扩张对公共领域的侵蚀问题，只是行政技艺上的权宜之计。或者说的更直白些，形式上的投票选举、代议制政府与宪法政治，只是人类社会所实现的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已。历史，并没有因为自由主义的胜利而终结。

就在自由主义取得胜利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南南差距不断拉大，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随着拉美和亚洲经济危机以及非洲地区的停滞不前而丧失了动力。乱开药方的世界银行，在全世界范围内撰写了一本市场自由主义的失败之书。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打着左派政治旗号的强人独裁国家，国家权力同公共领域的冲突有增无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令资本主义改变世界的图景更加明确的显现出来。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股新的，有别于自由主义“小政府”策略的，也更为根本的对抗国家权力扩张的力量出现了。这便是吉登斯在社会理论的根本任务中所提到的社会运动的力量。

是的，本质上，无论是吉登斯还是福柯，在他们深刻的认识到国家权力扩张和全球化过程中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力量之后所开出的药方只有一个，“以社会运动来对抗国家权力”。这是激进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一次合流。这一主张的预见性，在《批判的社会学导论》出版16年后，获得了一个更为现象化名字——以研究社会运动理论著称的美国社会学者迈耶（David S. Meyer）和塔罗（Sydney Tarrow）将他们合作主编的一本社会运动论文集命名为《社会运动社会》。“社会运动社会”这一概念，恰如其分的描述了战后至今，各国政府，无论民主与专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即，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和民族国家权力的双重夹击下，作为民主政治空间的公共领域并没有因为福利国家政策的社会赎买、集权政治的方兴未艾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日臻成熟而消亡，相反，在应对资本权力方面，波兰尼（Karl Polany）所预言的社会的自救功能逐渐显现，而在应对国家权力方面，以环保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为代表的跨国社会运动网络已告成熟。更重要的是，与自由主义政治实践所必须的宪政环境不同，无论是社会自救还是社会运动，对不同的政体有着更为弹性和多变的适应能力和反应模式。

无论是在德国罗斯托克-海里根达姆的反G8峰会游行，还是厦门市民自发的抗议PX项目运动，自然，还有2005年香港世贸会议时韩国农民在维多利亚湾的悲壮一跳，无不昭示着社会运动社会对改变世界的潜力和能量。而吉登斯提出的“双重介入”（即，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实践的中介，反过来其结果又为后者所左右）成为争取自由的人们积极改变世界面孔的理论钥匙。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社会理论的任务在于“在对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有一个更充分的理解上，支持各种社会运动”。

[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