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我读经济学，历来喜欢为当下所用，这种稍微有些庸俗、功利的阅读姿态，让我对经济学的理论味道总是隔靴搔痒，但却也由此找到了很多解读当下的经济学方法。
比如现在，坏消息总是纷至沓来。我们眼见着宗庆后高举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决计要将不平等条约彻底废除，八国联军早已经不在了，想来宗庆后的底气不仅与人民币有关，也与大国崛起有关。而山西黑砖窑事件更是让我心烦意乱，那么多身份不明的农民工和孩子被关在砖窑里，没日没夜地干活，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有人视而不见，有人见怪不怪。领导上终于惊动了，挥手之间，问题似乎就解决了。还比如政府半夜时分宣布提高印花税率，第二天早上起来股民们的眼睛都有点傻了。
这真是一个热闹有余的季节！骂娘的骂娘，哭泣的哭泣，讲道理的讲道理，不讲道理的，也只能继续不讲道理。如此景况，放在欧美、韩国、日本，或者是香港和台湾，人们早就上街游行去了，但内地的人都知道政策不允许，也懒得折腾，大家有钱继续消费就够了。高度管制的大国经济如此闹腾，可能让领导上匪夷所思，但对于一个熟悉经济学史的读书人而言，这却是必然之局面。赵迺抟的《欧美经济学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5月）开头就讲重商主义，一直讲到连带责任主义之思想。我读了此书，用振聋发聩来形容并不为过，我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制度设计之落后震撼，我以为我们目前还处在重商主义时代。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重商主义国家都曾经呼喊过大国崛起。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法律体制的过渡干涉，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立法带有独裁主义性质；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还比如，人们对财富的抢夺越过了人性底线。
历史的发展轨迹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欧洲的重商主义制度已经消失了几百年，但是我们似乎还迷恋在这种早已证明是失败的经济制度里。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制度建设才刚刚开始，后面的道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
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他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的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探索到目前为止，可能已经形成了普适性的规律。赵迺抟先生的《欧美经济学史》用他毕生的研究演示了这一点。这本书的出现，正可谓是正逢其时，对于那些憋足了劲头要探索新经济制度的领导而言，赵先生的书是个不错的提醒。我们不应该在某些乌有的意识形态之下，用特色之名抵御常识，我们可能只需要认同规律，尊重历史。
读完了赵迺抟《欧美经济学史》，接下来我仔细阅读的，是阿马迪亚·森。森的著作一直是我阅读的重中之重，《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本书是他的两本论述不平等问题的专著《论经济不平等》和《不平等之再考察》的合集。《论经济不平等》主要阐述了如何看待有关不平等测度的概念框架及实践层面上的测度问题，对从哲学假设、经济内容和统计要求等角度来测度经济不平等的其他方法进行了评价，讨论了与之相关的分配原则问题，并对有关经济不平等、贫穷问题、福利经济等问题做了详尽的论述；《不平等之再考察》是对不平等进行的重新审视，分析了平等的本质，探讨了研究不平等问题的一般方法论意义上的分析思路，探求了在务实层面上如何评价社会制度安排的分析方法，并提供了一种衡量平等和不平等的具体方法——能力观。
中国当前的不平等问题空前，读森的书可能让你开始理性思考，有权柄、且想有所作为的人可能会着手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方案。阿维纳什·迪克希特的《法律缺失与经济学：可供选择的经济治理方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是一本对当代中国经济建设恰到好处的好书。阿维纳什认为，在法律缺失或低效的国家存在这样的问题：如何（有效）保护产权和怎样保证合同的执行？来自于发达市场经济的企业如何在此种环境下从事商业活动？阿维纳什研究了一种私立秩序理论，这种私立秩序超越或补充了来自于政府的弱经济治理模式。伦敦经济学院认为这本极为优秀的著作清晰而全面地探讨了经济学中一个新兴领域，即研究非仁政国家中的交换、合同及产权实施的问题。
罗伯特·M·弗格尔森的《布尔乔亚的恶梦，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讲述的是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体制衡问题。美国城市郊区具有田园诗一般的吸引力，有舒适的住房，整齐的草坪，绿阴如盖的街道。它寄托了居民的梦想，又映出了他们的恶梦；既体现了他们的希望，也体现了他们的恐惧，他们害怕邻居，害怕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他们害怕自己，害怕市场，更害怕改变。福格尔森通过对长期以来为人所忽视的城郊住宅小区限制性契约的研究，揭示了这些恐惧的根源。
显然，本书的视角对中国当下风起云涌的城市化进程有所启示。
罗伯特希勒的《市场波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是我最近关注的经济学著作里最具有专业深度的著作，详细论述了如何运用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司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土地市场、商业组织市场、商品市场、可收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等投机市场中的价格波动进行研究。圈子里的人不提这本书似乎是没有面子的事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结合他的《非理性繁荣》一起阅读。
最后一本被我关注的书，就是吴晓莲的《我和爸爸吴敬琏; 一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6月），事实上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人物传记，或者是一个家庭的小历史演义。因为与吴敬琏先生有关，所以被我列在经济学著作里。中国当代经济学从顾准开始，依靠吴敬琏先生传承，正在向未来延伸，我的敬意就在这里，既有对顾准先生深深的怀念，也祝愿吴敬琏先生健康长寿，经济学精神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