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我读经济学，历来喜欢为当下所用，这种稍微有些庸俗、功利的阅读姿态，让我对经济学的理论味道总是隔靴搔痒，但却也由此找到了很多解读当下的经济学方法。

　　比如现在，坏消息总是纷至沓来。我们眼见着宗庆后高举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决计要将不平等条约彻底废除，八国联军早已经不在了，想来宗庆后的底气不仅与人民币有关，也与大国崛起有关。而山西黑砖窑事件更是让我心烦意乱，那么多 身份不明的农民工和孩子被关在砖窑里，没日没夜地干活，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有人视而不见，有人见怪不怪。领导上终于惊动了，挥手之间，问题似乎就解决了。还比如政府半夜时分宣布提高印花税率，第二天早上起来股民们的眼睛都有点傻了。

　　这真是一个热闹有余的季节！骂娘的骂娘，哭泣的哭泣，讲道理的讲道理，不讲道理的，也只能继续不讲道理。如此景况，放在欧美、韩国、日本，或者是香港和台湾，人们早就上街游行去了，但内地的人都知道政策不允许，也懒得折腾，大家有钱继续消费就够了。高度管制的大国经济如此闹腾，可能让领导上匪夷所思，但对于一个熟悉经济学史的读书人而言，这却是必然之局面。赵迺抟的《欧美经济学史》（东方出版社，2007 年 5 月）开头就讲重商主义，一直讲到连带责任主义之思想。我读了此书，用振聋发聩来形容并不为过，我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制度设计之落后震撼，我以为我们目前还处在重商主义时代。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 15-19 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重商主义国家都曾经呼喊过大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