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终极价值观如何成为可能？
最近一直细读汪丁丁先生的大著《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副标题是"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我买到的已经是第二次印刷了，可见这样一本纯粹的学术思想史著作，已经被读者们追捧。这是个令人欣慰的市场现象，一直以来我就相信，即使更多的人们只关心口水和垃圾，总是会有那么一批人深入到思想的深渊之中，流连忘返。
我的阅读感想可谓丰富，现陈列十条，以此谢过丁丁先生，并请教各位朋友们。
1.汪丁丁先生说，每个学科的基本问题都挥之不去，但也永远没有答案。这样的描述会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学者可以忽略基本问题，只关注过程理性。但仔细审视，人们会发现真正卓越的学者，无一例外在基本问题上是一种postulate的方式，一种理所当然、简单相信的方式，比如斯密、牛顿和托尔斯泰，他们都是在解决了人性的基本问题之后才开始深入思考。由此想到，一个中国的大学本科生，如果没有首先建立起合乎人类文明常识的价值观，那么接下来他所有的学习和行动，都将变得无方向无意义，他很可能一生都只学会了一种蚂蚁的生命方式，在一个狭窄而肤浅的平面时空里来往搬家谋生。仔细想想，这正是当代中国的教育问题的症结之一。
2.丁丁先生在2005年曾经出版过另外的书，《制度分析基础讲义I：自然与制度》、《制度分析基础讲义II：社会思想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在这本书里，他提到了康德的三维理解框架，并解释说，这是他用来解释任何问题的一个框架。由此，汪丁丁提到了社会学家韦伯的分析方法，采用的也是三个维度的整合方式：政治、经济、价值。三维分析如此重要，读书人不可不察。
3.在韦伯里的三维分析框架里，我个人认为其中最不好理解的是价值(value)。这里的价值是指什么？按照韦伯的思想趣味，他指向的是新教伦理秩序，维特根斯坦也这么说过，新约《罗马书》是人类最终极的价值观著作。但当人们沿着韦伯的分析范式进行思考，人们却会在价值层面展开讨论，价值是终极的一元价值吗？价值是否和政治、经济一样，必须奉行多样性的原则？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家阿罗在他的博士论文《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里，听从弗里德曼的建议，将一个人在私人领域中的个人选择所根据的个人偏好界定为口味（taste），将一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社会选择所根据的偏好界定为价值（value）。可见思想家们超乎想象地重视价值本身。没有可以完全依赖的价值谱系，韦伯的研究方法就失去了意义，而阿罗所呈现的社会选择，包括另外一名经济学家布坎南所陈述的俱乐部式的公共选择，以及哈耶克的知识分散秩序，都失去了选择的可能性。
4.如此看来，关于价值（value）的研究与学习，就成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问题的重点在于，沿着韦伯的范式与阿罗的命题思考下去，我们就应该提出问题，到底应该如何在一个公共选择的秩序之下界定价值？当这里的价值谱系像个人在私人领域里的口味偏好一样具有永恒的多样性，而无永恒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坐标，人们朝思暮想的公共精神与公共选择如何抵达帕累托最优？人类社会的资源分配如何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即在所有人的境况都没有变得更坏的前提下，如何使得一个人变得更好？
5.有趣的是，最近重印的刘军宁《保守主义》（东方出版社，2014年10月），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谈资，有一次我和军宁兄面对面讨论，追问保守主义的基点是什么，他直截了当告诉我，保守主义所保守的是人类自由，而这个自由是来自上帝秩序的超验自由。如果不能理解基督信仰秩序下的自由理念，几乎不能理解保守主义。或许，知识分子乐于谈论保守主义，是又一次关于价值观的练习课。经历这些年纷繁的争吵，我一个人认为，在事关终极价值的命题上，人们必须尽可能达成共识：一定存在一个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终极价值观，比如，每个人都能够接受，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事物，还比如，每个人都能接受，一个人必须而且只能最终走向死亡。比如当我们思考公平、正义、自由、爱、个体价值、永恒秩序的意义范式，仔细阅读苏格兰哲学时代，会发现无论是洛克，斯密，柏克，阿克顿勋爵，还是休谟，都牢牢持守着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点，这应该就是终极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6.在那些没有终极价值观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对终极价值观的强调，在观念和内容上试图构建价值的共识，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过于幽深，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内在秩序，终极价值的统一，很有可能是一种奴役之路。这种思维方式，在短期来看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从长期的视角来看，一定是价值恒定的思想谱系引导人类朝前走。对历史的辨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比如希特勒当年在欧洲所向披靡，纳粹主义大行其道，犹太人面临毁灭，但结果却是希特勒的真正毁灭，是犹太人走向了国家重建与文化复兴。还比如，1930年代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成就几乎让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自惭形秽，罗素，罗曼·罗兰，甚至很多经济学家都跑到苏联考察经验，但结果是苏联早已灰飞烟灭，英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却成为人类主要的生活方式。仔细审视这些重大的历史走向，人们会发现，是一种对人的价值与人的自由绝对尊重的终极价值观在引导着我们。正如凯恩斯曾经感叹，长久来看，是思想在改变着人类，而不是既得利益。这里的思想，我愿意理解为一种终极的价值谱系。
7.刘军宁的思想路径把我带到了基督神学的思想史维度上。这或许是我相对比较熟悉的领域。如何把保守主义，终极价值观与基督神学思想史建立起紧密的逻辑联系，一直是我这些年阅读和思考的重要任务。立足于这一点，仔细辨析韦伯、阿罗、汪丁丁、刘军宁等学者的问题意识，我试图从三个维度（三维框架）来解释，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的生命秩序和知识观念秩序上，通过阅读和思考，让终极价值观成为可能。
8.关于终极价值观，我们强调的第一维度，应该是超验启示。这是一种神学思想史层面的文献引证，比如人类最早的法律条款是十诫，而十诫并不是人类自身的创建，而是上帝对摩西的启示。摩西作为法律构建的鼻祖，并不是法律的创造者，而是法律的传播者和践行者。还比如人类的自由意识，并不是一种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比较建构和演化，而是来自于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事实正是这样，自由是一个人内心隐秘的生命原则，他人没有能力给予，也没有能力掠夺。《创世记》中，上帝给予人类的第一道选择题，就是自由选择吃禁果或者不吃禁果，人类先验地拥有自由选择权利，上帝并不干涉我们。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想象力。以自由为例，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渴望自由，即使身陷囹圄，也在努力寻找？这意味着自由是人类最普遍的属性，每个人都与自由有关，没有人例外。如果我们不持守这样的价值观，那么对自由的理解，就会导向两个方面，其一，自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对事件，即一部分人拥有自由的原因，是另一部分人失去自由，自由成为有人可以予取予夺的事情，从此不具有永恒性和普适性。其二，自由是人和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即把自由看成一个可商榷的事物，希望通过成文法的约定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但问题在于，推动成文法契约关系的主体是人，而任何人天然具有人性的幽暗性和不确定性，当我们失去超验启示的自由理念，我们通常会误读甚至曲解自由的意义，并再次进入对自由予取予夺的错误语境。
9.形成终极价值观的第二维度则是重要的过程理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加以解释，即一个人对终极价值的认识与理解，是一种过程中的理性方法，或者是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在过程中不断改进的演化秩序。这是西蒙的观点，人类是理性的，但又不是完全的理性。理性是有限的过程，人类在不断寻找自身满意度的过程中，指向那个最终极的价值世界。汪丁丁先生的《民主的条件》，论及民主的形成过程，采用的就是阿罗的价值构建与西蒙的过程理性分析方式，即民主是人们从私人口味向公共价值选择的一个学习和改进的过程。汪先生指出，在非民主社会，人们的行为方式是"结党营私"，结党，是一种公共选择行为，营私，则是表明非民主社会人们公共选择的价值取向，仅仅是为了满足私人的口味。这是典型的朋党政治，如何走出这个陷阱，成为最紧迫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坐等成熟的民主社会突然降临，是不可能的，对民主社会严防死守、如临大敌，更是错谬。必须要开启民主社会的学习过程，在长期的民主训练中形成每个选民的公民价值，即一个成熟的公民能够做到，行使公共选择时能够不使自己在公共领域的选择受到他的个人口味的影响，并最终通过价值健全的公共选择来保护每个人的私人口味的权利与自由。由此可见，过程理性与学习能力变得如此重要，必须要首先上路，必须要开启一个明确的过程，在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寻找最终的确定性。这是真正的智慧，《创世记》中所记载的亚伯拉罕的人生，就是最古老的过程理性。亚伯拉罕半夜做梦，听见上帝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立即摇醒妻子，就动身了，至于究竟要去到哪里，亚伯拉罕并不清楚。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牛羊成群，富甲一方，过的是安逸日子，舍弃的是故乡和财产，要的是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生命在路上不断展开的过程。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既然上帝是全能的，既然上帝已经启示亚伯拉罕到别处去，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将亚伯拉罕安放在终极目的地，为什么还要费尽周章地让亚伯拉罕一生都在路上行走？智慧就在这里：人生是一种过程，那些在路上的人们有福了，生命的意义正在路上盛开。
10.终极价值观的第三个维度，是关于次优选择的方法。人类世界从来不存在绝对最优的天堂世界，人类对终极价值的寻找，在建立一个恒定的方向之后，剩下的工作，就是次优选择。任何最优选择的想象都是乌托邦主义，它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理所当然，这种乌托邦的思维方式也会直接导致人生的失败。关于这一点，《撒母耳记下》有这样的记载，上帝给予大卫王三个灾难选择，战争，瘟疫，饥荒，大卫王必须做出选择。这是三个看上去都不好的答案，一个人只能在这些坏的选项中选择一个相对不坏的结果。大卫王考虑再三，他选择了瘟疫。大卫王的选择逻辑是这样的，“我很为难，宁愿落在上帝的手上，因为上帝有丰富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上”。言下之意是，饥荒和战争都是人类行为所致，一直以来，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灾难，都由人类自己上演，而上帝降给人类的灾难，诸如瘟疫，从来没有造成毁灭性的破坏，都是人的理性可以接受的。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曾经反复问我自己，我会选择什么呢？我曾经拿着这个问题去问一个熟读史书的朋友，他的反问看上去非常有力，为什么上帝给出的选项只有三种灾难，为什么不给予人类最优美的选择，比如幸福与和平。我微笑看着他，说了一下几句话，第一，当我们向上帝索要永恒的幸福与和平，我们反思过这些年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吗？第二，你的问题意识把你导向了最优选择，按照公共选择的一般秩序，最优选择往往是灾难性的，合理的方法，应该是次优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恐怕大卫王的选择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