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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能像一个位置妥当的句号一样，带着如许力量直刺人心。”雷蒙德·卡佛借用伊萨克·巴别尔的话解释了何谓小说写作，在这篇《关于写作》里，他还这样说：“一位作家有时需要能不管是否会显得愚蠢就站起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单纯的惊奇，看着这样那样的事物——一次日落或者一只旧鞋子——目瞪口呆。”“单纯的惊奇”，有时比返老还童更困难。
读过收有这些文字的《火》（译林出版社，2012年）没有多久，突然看到译者孙仲旭先生弃世的消息。这个消息唤起读者对抑郁症和翻译稿酬的讨论。这两个问题都和孙仲旭有关，却又无关，孙仲旭这个名字将留存在他的翻译之中，与疾病和经济无关。翻译的价值一点也不弱于原创，可是译者常被忽略，阅读译作首先要做的就是辨认译者。
《镜中的孤独迷宫》和《纸上的伊比利亚》（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是两本被遗漏的译作，出版六年后才偶然遇到。前者是拉美文学，后者是西班牙文学，书中很多作家对中国读者而言都是陌生的。主编是新版《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先生，选择颇有个人趣味所在，这也是我喜欢的选本类型，文学不畏惧“偏见”，那种四平八稳的选本更让人望而生畏。范晔引用了加莱亚诺讲述的真实故事：一名弗朗哥军队的上尉，与共和国军队作战，失去了一只手；战争结束不久，他偶然发现一本禁书，是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诗集；他读了一行，又读了一行；天亮的时候，他决定退出军队，后来被捕入狱，再后来开始了逃亡生涯——故事的名字叫做“读者的职责”。
卡佛称自己“对叙事性长篇小说难以集中注意力”，我亦有同样症状。有时，读一本书，不仅会注意作者的长处，更会被作者的弱点打动。长处不可企及，弱点常常感同身受，倍感安慰。在《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乔纳森·科特著，唐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里，可以读到很多感同身受之处。桑塔格认为写作不是享受，常常是冗长乏味、令人厌倦的；她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想的更无知，无法解释什么是结构主义或符号学；她看到一篇文章采用线性叙述，会非常焦躁；她喜欢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同时已经走了很远的感觉。有种说法叫做“克服弱点”，但有些弱点是难以克服的。与其想克而无法克服，不如从弱点出发，领略此前看不到的景象。比如在系统化的思维里，“碎片”是被否定的，但是桑塔格认为：“碎片是确认多元视角的一种方法。”
桑塔格以文化评论而闻名，但她称自己读的最多的两类东西就是诗歌与艺术史。新诗对很多读者而言，是难以进入的迷津，因此很多读者选择了容易读懂的作品。“难懂”是对新诗最常见的指责，有时也是智力懒惰的托辞，只习惯理解自己习惯的。北岛先生讲到选编《给孩子的诗》（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的缘起，是读到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朗诵的《假如我是粉笔》：“……假如我是粉笔/我会很乐意牺牲自己/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让同学在黑板上画画/我不需要你们保护/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这种新诗读起来很熟悉，但是在香港也成为小学生朗诵的对象，有些意外。《给孩子的诗》选择的诗作具有复杂性却又不是无法进入，是比较理想的入门读物，不仅适合孩子也适合成人。只是北岛在序言中把诗歌比作“路标”和“火炬”，这种修辞方式和他批评的《假如我是粉笔》很相似，一不留神又回到了“十七年美学”。
三联书店已经出版了高居翰先生的近十本著作，如果时间有限，可以读读《图说中国绘画史》（李渝译，三联书店，2014年4月）。译者在新版后记中回忆跟随高居翰做学生的时候，参加台湾留学生的保钓运动，有些好奇，搜索了一下，发现李渝女士刚于2014年5月弃世。再翻检相关资料，李渝生于文艺世家，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时修读聂华苓先生的创作课，开始小说创作，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此即追随高居翰时期。王德威先生在《当代小说二十家》（三联书店，2006年）中，以“无岸之河的渡引者”为题撰写了她的评论。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李渝与老师郭松棻相恋，郭松棻亦出身文艺世家，父母均是画家，他本人是作家。两人共同赴美留学并结婚，因为参与保钓运动，长期被国民党政权列入黑名单。郭松棻受抑郁症侵扰，2005年离世后，李渝一直无法走出阴影。在台湾大学网站上，看到李渝担任特聘讲座教授的教学大纲：一门课是“文学与绘画”，主题是“从羽人到旅人——中国古典文学和绘画”；另一门课是“小说与阅读”，从福楼拜、普鲁斯特到萧红、施蛰存。从课程大纲看来，正中下怀，不知是否讲稿是否有幸保存下来。
从高居翰说到李渝，有些跑题。跑题就像迷路一样，会耽误正事，也会另有所得。关于高居翰，现在已经不必多做介绍。但李渝透露，高居翰的著作在1980年代刚刚进入大陆的时候，遭致“帝国主义倾向”、“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等指责。这种批评不让人意外，直到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还在批判“自由撰稿人”充其量也都不过是为追逐个人名利或为他人所利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极端者甚至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最近读到一则史料，章太炎先生的弟子朱季海先生，生前很关注喜龙仁、高居翰等学者对中国古书画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沈建中《念朱季海先生》，《读书》2014年9月）按照朱季海的资历，他似乎更加可以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但是他没有，而是很关注。虽然主要研究中国典籍，朱季海却对米罗画展很感兴趣，这种视野正是现在所稀缺的。